【<清代著名外治医学家吴师机的外治人生(连载5)>】
吴师机,原名安业、树杞,后改名颖,又改名樽,字尚先、师机,晚年取坡仙遗意,自署杖仙,又署丙寅生,别号潜玉居士、潜玉老人,书斋名“理瀹斋”、“潜玉之斋”、“有正味斋传砚之室”、“净心室”等。生于清·嘉庆十一年(公元1806年),卒于光绪十二年(公元1886年),一说卒于光绪二十年(公元1894年)。祖籍钱塘(今浙江杭州)人。道光十四年中举,官内阁中书。旋弃儒从医,迁居扬州,咸丰三年(公元1853年)为避战乱移居泰州乡间,同治四年(1865年)重返扬州。倾尽毕生心血著《理瀹骈文》。
【<接上篇(四)>】#吴师机 #邱天道
(五)•一句一字皆苦心,独探幽奥二十年作者自跋:“是书之成,历二十年,一句一字,皆具苦心,十数易其稿,三锓其板,时有改窜,亦时有增益”,虽书已成,仍觉理无穷尽,意犹未惬,“兹篇迫于时事,仓卒付刻,自知粗略,多所纰缪”,不能算作定本,“自惭浅学”,叹“衰年精力不逮”,“衰老不能更进”,“期润色于桑氏”(张子和书为儒生桑氏所润色),寄望于后生有能手和识者删繁就简、再行重刊。可见,吴师机是一个完美主义者,“屏耳目之剽袭,凭胸臆而结撰”,医理皆本先贤,医案皆为实战,不能空言欺世,治学十分严谨。然而,合志者鲜,疑信相参,“爱我者见而讶之,忌我者闻而议之”,“摄于势(慑于权势,笔者认为势也可解释为习惯、思维定势)者必不能得其意,狃于习者亦无以得于心。”
外治泰斗吴师机的外治法当时并不能被业界广泛理解、接受。具体而言,有五种情形:泥古不化,照搬前人而不知变;捡方治病,执其方而昧其理;浅尝辄止,知理之当然而不知所以然;使用不当,试之不验而斥之欺人;误以为外治仅局限于疡科之属。可见,一个崭新的发明创造,有多么巨大的阻碍。然而,吴师机顶住了世俗的偏见,“破习见而化拘牵”,坚持真理,一意孤行,另辟蹊径,终有所成。当然,也还是有二三知己在嘉赏、褒扬、鼓励、支持:“是文包罗百病,说理精深,书卷之富,笔力之遒(原书中作“道”,似当改为“遒”),卓然超出时流之上,不朽之业也。”无疑,吴师机得到了莫大的鼓舞和欣慰。写作除用骈文外,还有文注相参的特点:文约其大(约其大旨),注核其详(补其未详),精者载其文(举其精要),杂者存于注(有待商榷)。书名原为《外治医说》,本来很好,但时人多存误解,遂借《子华子》“医者理也,药者瀹也”之句,改名《理瀹骈文》。明外治亦有理,聊为疏瀹,花大力气重点论其理而立其法,以求认同,而对药只是聊带数笔。“方不必多,法宜多也。”理法通彻之后,方药皆无形而有用,惟求得其精髓,无需亦步亦趋。“医不拘法,观法而明其意,则无法有法,自可忘筌。会其意则触处皆通,古人望云知图,观舞知书,良有以也。医家亦何独不然。”操纵变化,在人静悟。“余所著骈文,因文以立法,自比于酒经、茶经、书谱、砚谱之例,别为膏药录耳。所以苦心求索者,欲其句句皆可见法,不徒贵症症皆各有方。”由于社会上对方药沿袭附会者较多,不考其源流,徒恃一二有效之方,依样画葫芦,病药不相对,甚或相反,难免不坐窘境,所以作者对方药的搜集常有挂漏。古方今病不相能,“膏药可以自造,不必古人曾有此方也。”所以哲人说,给你金子,不如给你点石成金的指头。“知其理,并有所取法,莫不能自为方矣。”况且方者仿也,举一则例余,善悟者自能推,作者重道轻器“取其理与法而方且阙疑”自有其深意和苦心,但也给后世带来“阙疑”的遗憾,且未能提供详尽的验案。正如作者自己所说:“未分门类,方不尽可用,语亦过深,此诚所短也。”囿于认识的局限,《理瀹骈文》还难免夹杂荒诞无稽之言,凭虚造奇之说,但毕竟瑕不掩瑜,不能遮盖外治真理的熠熠光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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